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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 喜悦吉利等寓意首饰或更有市场

当下,珠宝圈非遗风已刮数年,风头不减,真正的非遗全貌如何?后疫情时代,首饰设计又路在何方?《中国黄金珠宝》记者专访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首饰设计专业张卫峰教授,他向我们讲述了他历时十余年在西藏、云南等地考察研究少数民族金银器传统技艺的经历,以及在传承保护方面的思考与实践。

后疫情时代 喜悦吉利等寓意首饰或更有市场

记者: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研究和取得的研究成果。

张卫峰:在过去十几年中,我对中国一些少数民族首饰的独特风格及技艺进行了系统研究与整理。具体来说,就是系统记录中国少数民族首饰技艺,总结其艺术特色,为文化传承、艺术教育、自身作品创作提供艺术理论支持。我和项目组成员深入藏区嘎玛乡,对当地的首饰工艺及文化进行记录、整理,撰写并发表了多篇专业论文,涉及嘎玛藏族首饰工艺技法(尤其是金工布纹镶嵌工艺、佛像锻造工艺)、工艺特色、地域文化对首饰的影响等多个方面。由于研究的原创性和重要性,我的项目“工业背景下的嘎玛藏族传统首饰艺术设计与工艺研究”成功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基金项目的支持。

记者:近几年,非遗风潮在珠宝圈愈刮愈烈,我们注意到您从事相关专业研究已经十年有余,您是如何与少数民族工艺结缘的呢?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张卫峰:这几年,金属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层面被提到了很高的位置,而我们的首饰设计属于金属工艺的一个范畴。其实在之前我并没有了解到这方面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接触的也不是很多。但从事首饰设计以及金属工艺研究以后,我发现它和我正在进行的研究、教学密不可分。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2008年我与西藏的结缘。2008年,我们非常荣幸地接到西藏昌都县文化局的邀请,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唐绪祥教授一同协助当地嘎玛乡申报国家非物质化遗产,做一些资料整理工作,也是在此契机下去了西藏,进行了一个月的考察。

虽然之前也去过西藏,但在这次考察中,无论是当地的从业者规模,还是其工艺的精湛程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回来后,我便将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整理、思考和总结,撰写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并以此为基础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在艺术学专业,申请国家社科项目的难度极高,命中率仅有4%,缩小到首饰专业,则更加困难。但经过我连续三年不断的完善和努力,我的项目申请最终审批通过了。在此之后,我就一直从事这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没有间断过。

记者:您曾多次去到西藏、云南等地调研考察,十余年在此领域深耕,还拍过相关纪录片。能跟我们聊聊在那边的情况吗?

张卫峰:我从2005年就开始去西藏、云南、新疆这些地方考察,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年都会带领团队和研究生去藏族、维吾尔族、苗族等传统工艺比较集中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和项目研究。

藏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藏族首饰具有自己独有的特色、文化和审美意识。他们主要生活在青藏高原上,地处偏远,经济欠发达,很多手工艺技艺及艺术品濒临消失。在西藏,交通不是很方便,我们去考察,吃的、住的都非常简陋。

记者:我们看到,您所关注的这个领域在如今还是比较边缘的,一些工艺几近消亡,您认为这些工艺的未来在哪里?它们还有“前景”吗?

张卫峰:其实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员还是挺多的,尽管大家关注的是一件事,但研究角度却各不相同。比如,有的学者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的,还有从人类学角度的相关研究,但从美术方面金属工艺角度来讲,我们的研究是独创性的。

在西藏,他们敲东西(錾刻)和我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他们会有一种内在的信念,是一心一意去敲,哪怕不赚钱。他们的这种行为和艺术创作在某些方面是不谋而合的,是非功利性的,所以说他们做出的东西都非常纯粹,是不在乎商业前景的艺术行为。

记者:就算没有商业上的前景,作为艺术类的学科,我们也需要去探讨它的传承和发展,您如何看待您所关注领域的传承和发展呢?

张卫峰:确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看到,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在中国存在着一些优秀传统的手工业技艺面临着即将灭绝的尴尬局面,这其中就包括工艺美术范畴的金属首饰艺术和工艺。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地区由于相对偏远,交通不便,其传统技艺受外界干扰较少,保留了相当完备的传统金工技艺,其中一些技艺是非常精湛的,是国家非物质遗产的优秀代表。作为一个从事首饰教育和研究首饰艺术的艺术家,感觉这些优秀的传统技艺再不去保护和挖掘,它或许会从人们的视线中永远消失,这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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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过去的十多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几乎每年我都会利用寒暑假带领团队和研究生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考察和项目研究。我们去了那边,不仅仅是研究技艺、生产,还有它的文化背景。中国少数民族的首饰工艺是非常丰富的,有錾刻、镶嵌等非常非常多的技法,但我们到了西藏以后发现有很多技法我们都没有见过,做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即使是对我这种研究首饰这么多年人来说,也有很多东西是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

所以,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就带了很多设备,准备拍一些纪录片,主要是为了提升工艺,这些工艺我们拍摄下来,作为教学的一部分,在教学过程中,放给学生看,并且给大家演示,尽可能把这个工艺还原,对以后的艺术设计师产生影响,然后融入到他们的首饰设计当中,成为现代首饰设计的一部分。

记者:您在那边看到的工匠们,生存现状大概是什么样?他们的收入如何?

张卫峰:他们的劳动可能是非功利性的,但从经济上来说,他们的收入还比较可观,并且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也基本都是家族产业。我们去的嘎玛乡就是当地的一个手工艺之乡,村里面有80%的人在从事这个行业。在西藏,这种金属制品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饰品,不仅平时佩戴得多,节假日更是会盛装打扮,可以说是每个人都有需求。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珠宝首饰在他们那边的需求量远远要高于内地,他们可以通过自给自足就完成大部分的销售。

记者:在您看来,什么样的首饰作品才能被称为优秀的首饰作品?在众多作品中,您最喜爱的作品是哪一件(套)?有什么与之相关的创作故事吗?

张卫峰:我始终认为一件优秀的首饰作品首先是造型完整,没有多余和残缺,各部分的体量关系是均衡的,这是艺术设计的基础。首饰作品要有艺术品的高度,设计者创作的是艺术,其次才是可佩戴的饰品,如果把两者的关系颠倒过来进行创作,我认为是不够艺术水准的,这样的首饰作品的艺术格调显然不会很高。作品能反映出设计者独到的审美情趣。一件商品不会是无价的,但一件艺术品可以是无价的。所以,做首饰要以做艺术品的出发点来做,才能成为优秀的、高级的首饰作品。作为首饰设计者,应该是一个艺术家,要从这方面来引导大众消费和审美情趣。

每一件作品的背后都有故事。我与大家分享一下2017年入选年北京国际首饰艺术展的作品“凸凹”吧。作品是我2015~2016年在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艺术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和项目合作时完成的。它主要是先采用雕蜡铸造技法,然后再在上面烧制珐琅。国内的珐琅技法主要是掐丝珐琅,是在平面上进行烧制,珐琅融化后,会变成液体自动流平。所以在凹凸不平的面上进行烧制难度是比较大的。我经过反复多次实验,烧坏了很多件,最后终于达到了理想效果。

记者:疫情下,整个社会正进入一种新的周期。医疗健康、教育培训等行业成为人们更关注的行业,这时候珠宝首饰行业该怎么办?首饰设计师该怎么办?您作为本专业的教授,对从业者有什么建议?自救的同时,首饰设计师、首饰艺术家是否也应该在这个后疫情时代用艺术、设计给予社会更多的关照呢?

张卫峰:疫情后,珠宝首饰行业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首饰设计方面也是,可能体现在作品的主体造型、设计理念等方面。这种时期,首饰设计应该更多地去关注人们内心,消极与积极、喜悦与憎恶。但我认为,当下还是应该更多地以积极的心态去迎合消费和社会心理。疫情后,人们渴望健康,渴望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渴望丰富多彩的人生,所以,从消费心理来讲,会更愿意佩戴具有喜悦、吉利等寓意的首饰。当然,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与审美情趣是不同的,一些病毒造型的首饰和反映人们疫情中心态变化的首饰也可能会成为一种趋势。另外,我认为,在刚需方面,疫情对珠宝首饰行业的影响不大,大家不必那么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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